詹姆斯·卡梅隆：在深渊中仰望“潘多拉”
詹姆斯·卡梅隆：在深渊中仰望“潘多拉”
詹姆斯·卡梅隆是他自己电影世界中的暴君，这位暴君以创新和毅力，带着他的战士攻下了一座又一座电影城池。
记者/宋诗婷
卡梅隆是潜水爱好者，他曾独自驾驶单人深潜器潜入万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底部，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数字宣言
电影史上向来不缺少掷地有声的宣言。
早在1928年，苏联电影导演和理论家谢尔盖·艾森斯坦、普多夫金等人就联名发表了一篇《关于有声电影的宣言》，那份宣言让有声电影和音画蒙太奇得到普及。1995年，丹麦“道格玛95”用一份“纯洁誓言”，强调了自己“手持拍摄”“35mm胶片”等反后期制作和加工的教条主义电影主张。在电影产业并不发达的拉丁美洲，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和奥克塔维奥·赫蒂诺也曾用一份“迈向第三电影”的宣言，宣誓反对好莱坞电影及欧洲作者电影，激励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工作者。
相较于这些具有宣讲性的文章和演讲，詹姆斯·卡梅隆关于数码技术的宣言更像是给自己的一份工作计划书。
1992年，卡梅隆开始筹划属于自己的特效电影公司“数字领域”（Digital Domain），与此同时，他也发表了一份影响他之后所有电影创作和好莱坞数字电影创作的《数字宣言》。那是一篇十几页的文稿，探讨的是电影制作在未来10年、20年里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如今看来，宣言里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被落实。
就是在那篇宣言里，卡梅隆第一次公开提到了“表演捕捉”（performance capture）的概念，并声称，未来，演员可以穿着特殊材质的、能够进行数据传输的服装，将肢体动作和表情信息传输到电脑上，再由电脑将人物形象和表演与人工合成的场景环境相结合，通过这样的转化，电影人就可以得到一个由数码技术创造出的想象中的角色。
回看卡梅隆过去二十几年的节目和访谈是一件有趣的事，他是个坚定的实践派，很少发表具有煽动性的言论，很多当时的判断与规划都在后期得到实践。
卡梅隆也曾亲去泰坦尼克号沉没地潜水探险，并亲手拍摄了后来出现在电影中的沉船残骸画面
1999年，他接受美国成就学院（Academy of Achievement）的采访时，曾提到过，“视觉特效正在发展，它已经不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而是融入电影工业，正在成为电影人最基本的工作手段。电脑绘图和动画制作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相信，由电脑制作的角色很快就会被创造出来。我们有理由去创造一个CG角色，传统的在人脸上涂橡胶，制作橡胶木偶，用液压装置操纵等技术都将被淘汰，演员依然在这些角色的创造中发挥作用，因为这些角色的实现依然是基于演员的表演，只是他们不再需要在脸上化几磅重的妆。”
而在2003年，詹姆斯·卡梅隆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就曾提到过最近上映的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这个项目。“那是一部我们已经开始筹备的电影，我会亲自导演。一部漫画改编的电影，很酷，是我非常期待去做的事。而且我们极有可能用3D拍摄它，我现在打算用3D拍一切东西，甚至是我女儿的生日派对。”
他说，他的公司正在实践一项新技术，他正和索尼数码公司合作，研发一个数码3D的拍摄系统。系统的整合、配套器材和如何操作它这些都是在美国展开研发的，摄影机硬件的部分则交给了索尼。研发这个系统可能要花上几年时间。
的确是几年之后。2009年，《阿凡达》上映，这部3D摄影机拍摄的使用了“动作捕捉”技术的电影实现了过去10年卡梅隆在电影技术上最重要的两个构想。又等了10年，2019年2月《阿丽塔：战斗天使》上映，电影创造了第一个由CG完成的人类角色。尽管这时卡梅隆被“阿凡达”系列拖住，已经将导演椅交接给了罗伯特·罗德里格兹，但这部电影背后所有的世界观构思和技术支持都是由他一手完成的。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我确实很擅长分析问题。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有次在一个很多导演在场的圆桌上，大家都说：‘你必须要遵循你的直觉，用直觉来做决定。’事实上，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在轻视并简单化导演这项工作。像在《阿凡达》这样的大项目上，你必须掌控一切，这是个非常理性的过程，导演的工作永远需要在理性和单纯的直觉间找到平衡。”卡梅隆说。
《阿凡达》以27.88亿美元保持着影史票房第一的纪录
在几十年的老友兰德尔·弗雷克斯（Randall Frakes）眼中，卡梅隆天生适合做复杂的电影项目，艺术创作与攻克技术难题这两件事他全都在行，“是写在基因里的”。
“写在基因里”可不是奉承或玩笑，这还得从卡梅隆的成长经历说起。1954年，詹姆斯·卡梅隆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奇帕瓦的一处大瀑布旁。这是一个文理结合的家庭，父亲飞利浦·卡梅隆是个严谨的、不苟言笑的工程师。而母亲雪莉·飞利浦则是个喜欢画油画和水彩画，同时又研究点天文学、地质学，还常常自己动手做点小东西的浪漫派。
兰德尔·弗雷克斯是詹姆斯·卡梅隆进入电影大门时结交的朋友，两人至今保持着合作和友谊
詹姆斯·卡梅隆显然是继承了父母的优点，“理智与情感”在他后期的电影创作中实现了难得的平衡。
在卡梅隆早期的电影生涯里，超凡的动手能力曾帮过他大忙，而这些也都得益于他从小开始的自我训练。他童年在安大略省的成长经历总是让我想起爱丽丝·门罗小说里的那些角色。在这空旷寂寥的环境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找乐子。作为家中长子，卡梅隆喜欢把他感兴趣的一切机器、工具和玩具拆了再装上，先破坏再修补、创造，他带着弟弟迈克·卡梅隆一起，发明创造过“迷你潜水艇”“暑假投石器”等一堆无用却有趣的东西。大概是受了哥哥的影响，再加上父亲的基因，迈克·卡梅隆后来成了位出色的工程师，他那些科研技能也被詹姆斯·卡梅隆所用，在《深渊》《泰坦尼克号》等一些深海探寻的剧情片和纪录片中，迈克·卡梅隆为哥哥的电影提供了强有力的摄影和潜水技术支持。
《泰坦尼克号》当年拿到14项奥斯卡奖提名，并最终斩获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11个奥斯卡奖项
从小学时起，詹姆斯·卡梅隆就爱上了科幻小说，阿瑟·克拉克、罗伯特·海因莱因和库尔特·冯内古特是他的科幻文学启蒙，那些故事唤起了他最初的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
科幻小说与上世纪60年代的政治、文化，再加上强悍的母亲的形象，这些几乎构建了詹姆斯·卡梅隆后期很多作品的主题。同样是接受美国成就学院采访，卡梅隆提到，“我的脑海中常常涌入很多视觉画面，小时候我读了大量科幻小说，总是被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态环境吸引。对我来说，这是幻想，但不是纯粹逃避现实的幻想。艾萨克·阿西莫夫曾经说过：‘科幻小说的读者是那些从现实中逃到污染、核战争、人口过剩的世界中的人。’这是一种通过未来来模拟现在的方式”。
卡梅隆在科幻故事中呈现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想大多基于他当年所处的上世纪60年代政治、文化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更年长的科幻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雷德利·斯科特、乔治·卢卡斯等人有共识。
“我在60年代长大，越南战争、核危机、那些突发的抗争、民权运动和灾难，所有这些让我以特殊的方式体察世界，我几乎在高中就开始有了这些理智的觉醒，它给了我后来的电影一个有趣的视角。我从来没有失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泰坦尼克号》只是这些思考的另一种体现，因为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只是世界末日的缩影。你知道，作为一个60年代的孩子，我看待电影和做电影的方式受到了时代性的很大影响。”卡梅隆说。
吸引他走进电影圈，并在后期投入大量精力钻研电影技术的也正是那部科幻电影史上最具启示录性质的作品——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那时，卡梅隆还只是一个看完这部电影后站在人行道上边呕吐，边兴奋于电影惊人视觉效果的14岁男孩。当时，他怎么也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会坐在库布里克身边，像自己当年研究《2001太空漫游》一样，为这位前辈重复播放《终结者》里的一个画面，让他研究其中的特效是如何制作的。
《终结者》是好莱坞中低成本却票房大卖的代表作，其中的女性形象莎拉也在当时引领了硬朗女性风的潮流
闯入好莱坞
“对于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年轻人来说，进入好莱坞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你有很好的人际关系，过人的天赋。吉姆和我一样，我们有天赋，没有门路，所以只能一家一家敲开老板们的大门，承诺给他们创造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样才行得通。好在，70年代的好莱坞比现在机会更多一些，只要你的能力足够有说服力，你还是能得到一些小钱，拍些以小博大的电影。”兰德尔·弗雷克斯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
弗雷克斯是卡梅隆在富勒顿学院学习物理时的校友，他向我生动地描述了两人初识时的场面：“那会儿我在富勒顿学院上学，有一门课是表演课，我当时的女朋友是个又高又漂亮的嬉皮女孩。一个金发碧眼的‘维京人’坐在她旁边，总是想法设法地要和她约会。她告诉‘维京人’自己有男朋友了，男朋友说话的方式还和他很像。于是，她把吉姆和我撮合在一起。一开始，我们像两只狗一样，警觉地互相试探，但很快就发现，我们都对科学、科幻和神话故事感兴趣。我很惊讶，这哥们儿对文学和科幻的理解比我要深入，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后来我和当时的女朋友分手了，但我和吉姆的友谊却保持到现在。”
弗雷克斯比卡梅隆大几岁，也有过记者工作经验，一开始，算得上是卡梅隆创作剧本和走近电影的引路者。那会儿卡梅隆已经毕业，他一边做些开卡车、清洁工、机械师这样的蓝领工作，一边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断学习和谋划着属于自己的电影。
两人一起完成了第一部短片《外星起源》的拍摄。他们古怪地从一个牙医协会那里得到一笔3万块的启动资金，两人在奥兰治县机场附近的一个工业园里租了一块空间。那时，两人的电影实操经验都为零，卡梅隆满脑子都是那几年自己从南加州大学图书馆里学来的关于光学印片、活动遮片等技术的理论知识，但从没有真正操作过，连刚借来的摄像机的用法都是现场学习的。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吉姆还是在那部短片里体现了很多他后来的电影风格和技术特长。”弗雷克斯说，在那部10分钟出头的短片里，他们设计了爆炸场面，还手工制作了坦克等道具模型，又尝试在后期制作中加入了动画效果，“那个坦克效果其实就是后来《终结者》人工智能的灵感来源”。
“吉姆懂得如何去把握机会，他一家一家敲开了电影公司的大门。”在弗雷克斯看来，上世纪70年代，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垄断情况还没有今天这么严重，最先让卡梅隆找到机会的就是罗杰·科尔曼经营的新世界电影公司。
即便在今天，好莱坞大制片公司依然喜欢那些有过以小博大经历，对电影制作各个环节了如指掌的导演，他们会让老板省去很多麻烦。当年，新世界电影公司专门培养（与其说是培养，不如说是逼迫）这样的导演，其中就包括詹姆斯·卡梅隆、马丁·斯科塞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等一批后来好莱坞电影的中坚力量。
今天，詹姆斯·卡梅隆被视作好莱坞电影投资最大、制作周期最漫长的“难搞的”导演。但在刚入行那些年，他可是个快手，而且做事、对人都有超越年龄的果断和坚定。
“导演是个最不需要自我怀疑的职业。”卡梅隆说，“因为你身边会围着一大群人，如果你的东西好，他们不一定会告诉你，如果不够好，他们一定会指出哪里出错了。你要做一个项目时，会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得到一个又一个拒绝。所以，根本不需要自我怀疑，反而要给自己足够多的信息去穿越一道又一道阻碍。”
卡梅隆在新世界电影公司期间的很多经历现在看来都成了传奇。他从一个模型师迅速成为《外星争霸》的艺术指导，很快又晋升为《杀出银河系》的导演，他在那部电影里用电刺激黄粉虫得到蛆虫蠕动画面的镜头让他被制片人看中，成为《食人鱼2：繁殖》的导演，尽管，那部电影或许是卡梅隆迄今为止最没有自主权的一部电影。
电影《泰坦尼克号》拍摄现场（视觉中国供图）
在伦敦采访《阿丽塔》的导演罗伯特·罗德里格兹时，他曾说，接拍这部电影除了能实践新技术，对他这个好莱坞的边缘人来说，这还是一个向卡梅隆学习商业片操盘和制作的好机会，“没有人比他和乔恩·兰多（詹姆斯·卡梅隆合作多年的制片人）更懂全球商业电影的运作”。
卡梅隆几乎是从一入行开始就明确了自己希望在好莱坞取得的位置。“他就像许多中国商人一样精明，长远地考虑和谋划，他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创造那些大场面、视觉效果突出的电影，帮制片公司创造利润才能让他在好莱坞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弗雷克斯说。
这些运筹帷幄早早地体现在他真正想拍的第一部电影《终结者》中。关于这部电影的最初构思，卡梅隆和弗雷克斯是在好莱坞郊区的一个小旅馆里完成的。“那阵子，我们一起分析了好莱坞过去10年里最卖座的5部电影，得到一个结论，这些电影基本都是科幻片或恐怖片。所以，我们决定，要把这两种类型电影结合到一起。”弗雷克斯想到一个点子，塑造一个约翰·卡朋特导演的《万圣节》中杀人狂魔那样的角色。卡梅隆希望这个角色和科幻挂钩，提出了“电子人”的想法。
“但我不同意，因为这是一个现代故事，是当下的事，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弗雷克斯还记得当时的场景，“那个天才般的瞬间”，只见卡梅隆整个人往后靠过去，想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开口：“如果他来自未来呢？”
就此，《终结者》中阿诺·施瓦辛格饰演的终结者机器人T-800这个角色就诞生了。后来，卡梅隆又为这部电影丰富了属于科幻的世界观，让这部电影的思想深度也得到提升。
至今，这部成本600万，却砍下7000多万美元票房的电影成了商业电影中以小博大的经典案例，但作为导演，卡梅隆却没能从中获利。因为他当年以1美元的价格把电影版权卖给了当时电影的制片人、后来的妻子（前妻）盖尔·安妮·赫德，以这一惨痛的代价换来了亲自导演这部电影的权利。
卡梅隆与乔恩·兰多，后者是与卡梅隆合作了20多年的制片人（视觉中国供图）
“数字领域”
詹姆斯·卡梅隆刚入行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电影特效技术从实体特效向数码特效转型的时期。在获得自主权的最初两部电影《终结者》和《异形2》里，卡梅隆靠他从美术设计、电影书和在库布里克的电影里学来的那些技巧完成了精妙的实体特效设计。
但回忆起《异形2》的拍摄和制作，卡梅隆还是觉得遗憾。在他的传记《未来主义者：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人生》里，作者丽贝卡·基根（Rebecca Keegan）提到过这份遗憾：“如果《异形2》摄于2010年，卡梅隆说他会用CG技术来创造异形女王。这位导演目前总是声称要完全采用CG技术来进行创作，这让传统特效界众多将异形女王视作巅峰之作的人感到伤心。但卡梅隆又退一步说，或许最好的方法还是混合电脑特效和人造化妆术，以保留外星黏 液亮晶晶往下滴的那种真实感。”
“实体特效是一种正在消亡的艺术。”几乎是在拍完《异形2》之后，卡梅隆就预见到了这个现实。所以，从那部和深海历险有关的电影《深渊》开始，他就为自己争取了最大自主权，使用最先进的摄影机和最前沿的数码特效技术。并且，他找准了那个好莱坞商业片导演都在苦苦寻觅的——个人兴趣和大众口味的平衡。
“可以说，我后来的电影项目都是这样开始的。我先是对去到一个地方并拍摄它有巨大的好奇心，对于作为导演的我来说，拍摄一部电影的经历远没有拿着摄影机拍摄的经历过瘾。《泰坦尼克号》也是这样开始的，我想去泰坦尼克号的沉船地潜水和拍摄，当时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去找到一个制片厂，然后告诉他们我想拍摄一部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电影。”2000年接受《首映》杂志（Premiere Magazine）采访时卡梅隆这样解释自己《深渊》以来的电影项目。
《深渊》也源于卡梅隆的潜水爱好，或者更早一些，16岁时他曾看过一部水下电视纪录片，看后深受启发，随手写下了一个小故事。在电影上映的1989年，《深渊》的票房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那是目前为止，卡梅隆主动策划并指导的唯一一部不太卖座的电影。但在那之后的30年里，那部电影的口碑持续发酵，甚至被认为是卡梅隆所有电影中最具作者性的。
《深渊》讲述的是一个深海救援的故事，高压潜水钻台“深海之心”号的工头巴德接到命令，要配合官方去营救一艘受撞击而沉没的潜艇，他的石油工程师妻子琳西也一同前往。营救过程中，团队感受到了在海底深渊中存在的不明物，所有人都陷入了孤独和恐惧。
电影名《深渊》似乎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物理上的，另一层则是精神上的，有人被情感所困，有人被核威胁的恐惧所困，每个人都处于各自的精神深渊。
在这部电影里，卡梅隆第一次实践了操作繁重的水下摄影机和相关器材，所有镜头都在搭建的水下摄影棚中拍摄，包括卡梅隆在内的工作人员和演员每天都要在水下拍摄十几个小时。
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卡梅隆开始了自己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有些创造是具体、细节化的，比如，他与专业制造宇航和海洋器材的公司合作，研发了一款头盔，演员不需要再把呼吸器含在嘴里，这样就能让他们顺利地在水下念台词。他还与当时好莱坞最顶尖的特效公司“工业光魔”（Industrial Light&Magic）合作，用CG技术打造了电影中出现的那个被外星人控制的可以变形、延展和移动的水柱。而这组总长度仅为75秒的镜头共花去了“工业光魔”9个月的研发时间。
有些创造则是制度和流程上的。丽贝卡·基根在传记中总结：“《深渊》所带来的创新之一，实际上是一个流程——这是第一部将特效分给多家公司制作的电影，准确地说，是分给了7家。今天这种工作室的模式在好莱坞已经是标准操作，可以防止制作中遇到瓶颈，节省成本，而且允许各家公司发挥各自的专长。”
《深渊》之后，卡梅隆也成立了属于自己的电影特效公司“数字领域”，通过《终结者2》《泰坦尼克号》等项目，“数字领域”成了好莱坞仅次于“工业光魔”的第二大特效公司，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家公司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世界之王”
“深渊”不仅与电影主题和思想性有关，它更像是一个魔咒，成了此后卡梅隆每部电影的拍摄状态。任何人只要进入卡梅隆的剧组，就好像陷进了一个深渊，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周期、艰苦的拍摄和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地把自己交付给卡梅隆和他所打造的陌生世界。
也确实是从《深渊》开始，卡梅隆在好莱坞的“坏名声”就传开了。控制欲，偏执狂，超支，超时，给制片方、工作人员和演员过大压力……这些负面传闻开始蔓延。
弗雷克斯告诉我，和卡梅隆一起工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件事我预见不到，每次都觉得不舒服，直到今天它还困扰着其他合作者。”“从我第一天和他一起写剧本开始，这件事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只要他说‘足够好还不够’（good enough isn’t enough），他就会一直不停改下去。”
对卡梅隆电影片场的状态他也印象深刻，“刚到现场的前半小时，你会被现场梦幻的环境吸引，紧接着，你就会觉得自己像看着计时手表一样，每一分钟都秩序井然地滴答滴答流走。现场是严谨的工作，他的大脑可以时刻注意到所有细节，像一台运算量巨大的计算机”。
尽管在为《阿丽塔》做制片人时，卡梅隆尽量放权，不让自己出现在拍摄现场。但罗德里格兹对我说：“我很希望吉姆能多多来现场，因为只要他在现场，大家工作起来就更卖力一些。”
卡梅隆从来不否认自己的坏脾气，甚至多少带着点得意：“对我来说拍电影就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我会亲自潜入冰冷的水里调整灯泡、拍摄电影，去做那些其他人本以为他们做了会死的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大部分人都觉得，他们在我的电影里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最好的表现，大多都愿意回来继续与我合作。”
的确，与詹姆斯·卡梅隆合作虽然是件折磨人的事，但与备受折磨相伴相生的是参与全球最高投资规模的电影，是屡创纪录的票房成绩，是为自己的行业履历写上漂亮的一笔，甚至是电影人的终极梦想——奥斯卡奖。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1998年3月23日那天晚上，卡梅隆站在奥斯卡最佳导演的领奖台上，喊出了《泰坦尼克号》里杰克站在船头喊出的那句经典台词，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颁奖词都被津津乐道。当晚，《泰坦尼克号》拿到14项奥斯卡奖提名，并最终收获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在内的11个奖项。在此之前，它已经以21.87亿美元的票房成绩成为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这一成绩直到11年之后才被他自己的另一部电影《阿凡达》打破。
这部“史上投资最大”的电影耗资2亿美元，在墨西哥搭建了面积超过16公顷的摄影棚，动用了包括“数字领域”在内的17家特效公司，拍摄和后期制作耗时超过3年。卡梅隆还用“探险费算作宣发费用”的聪明理由说服当时的二十世纪福斯公司主席彼得·彻宁，让他出钱帮忙实现了自己探访泰坦尼克号沉船地的壮举。电影里那些沉船镜头都是这位擅长潜水的导演亲自掌镜的，他曾十几次潜入深达6000米的海底，孤胆英雄般地拍摄了这些珍贵画面。
算起来，《泰坦尼克号》是詹姆斯·卡梅隆拍摄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以爱情为主题的故事，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穷小子杰克爱上了凯特·温丝莱特饰演的大家闺秀，在那艘1912年完工试航的号称“永不沉没”的豪华游轮上，两人上演了一出生死恋。与这个爱情故事同时被讲述的，是这艘巨轮的豪华，以及在它沉没前后人们面对生死灾难的悲壮。
电影拍摄过程中，超支、后期特效无法完成等传闻不断，再加上“泰坦尼克号”关联的是一个灾难故事，这个项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认为是“赔钱货”，是行业的笑柄。最终，它所取得的成绩和口碑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曾预料到的。
丽贝卡·根基曾这样总结《泰坦尼克号》的成功：“20世纪90年代是犬儒和讽刺文化盛行的10年，而在这10年中间，一部尤为真诚的电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就好像全球观众所等待和需要的正是这样老派的情绪释放。”
弗雷克斯觉得，卡梅隆商业上的成功从编剧角度也能解释：“他精通技术，是行业的领先者，但他感兴趣的是寻找新的方式讲述古老的故事，《泰坦尼克号》是这样，《阿凡达》也是这样。”
和《泰坦尼克号》相比，《阿凡达》在故事上依然通俗，视觉上却更进一步，说它引发了3D电影的革命一点也不为过。
“外星强拆的故事。”中国观众喜欢这样调侃《阿凡达》的剧情。资源枯竭的地球人来到潘多拉星球，寻找地球所需的昂贵能源。就像地球历史上发生过的印第安人大屠杀一样，一场种族入侵的战争必不可少，这其中又有爱情，有文化的融合，还有自我的重塑。
但什么都比不上卡梅隆为观众打造的潘多拉星球视觉盛宴有吸引力。在那组《詹姆斯·卡梅隆的科幻故事》纪录片里，卡梅隆与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探讨过这个问题，后者认为，卡梅隆在《阿凡达》中做得最好的就是打造了一个真实的世界：“科幻电影会遇到这个问题，小说里没有这个问题，但你在电影里必须创造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并不存在的真实世界。这非常困难，要谋划很长时间，你要创造出异常非凡而独特的事物，但又要有亲切感，这才能让人信服。”
卡梅隆也回应斯皮尔伯格，《阿凡达》的创作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那个遥远外星球上的飞禽走兽，那些发光发亮的灵性生物，所有这些的灵感都来自“深渊”，他从那么多年潜水中遇到的动物、植物身上找到了全部打造潘多拉星球的灵感。
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几乎卡梅隆的每一部电影他都参与了编剧工作，弗雷克斯解释：“编剧工作一开始，吉姆很难准确说出他想要的是什么，视觉的东西很难与人沟通，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要重新写他所有脚本的原因，他要在其中加入他所有的视觉形象细节，这些都在他的脑子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让卡梅隆头脑中那些梦幻画面得以实现的正是他十多年前在《数字宣言》里提到的CG技术，还有他和团队已经研发了几年的3D摄影技术。事实上，在《阿凡达》上映前，好莱坞并不看好3D技术，很多人认为那是故弄玄虚的玩意。更不切实际的是，《阿凡达》观影效果最好的IMAX大荧幕数量在全球也是紧缺的。
以中国为例，在《阿凡达》上映的2009年，全国只有5块IMAX银幕可以播放胶片版的《阿凡达》，但正是这部电影让中国院线的IMAX和3D电影放映设备迅速增长。“我们需要用更好的技术和更好的呈现来倒逼院线，逼着他们引进更好的放映设备，用更高亮度的大银幕放映值得的电影。”卡梅隆说，好的观影体验是给观众创造闯入“另一个世界”的通道，这是他最在意的事。
将《阿丽塔》交付给罗德里格兹，卡梅隆依然在“阿凡达”系列这个深渊里徘徊，他甚至挖苦自己说：“可能永远也拍不完了。”
就像当年发表《数字宣言》时一样，这个陷入深渊的实践派依然在挑战和落实自己想象和相信的那些事。就像少年时他想造一个潜水艇，就做了一个，并成功把一只白老鼠送到了河底。就像他热爱潜水，就独自驾驶单人深潜器潜入万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底部，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就像他这个成长在上世纪60年代的孩子，总是对环境污染忧心忡忡，这一次，他终于在《阿凡达》续集的摄影棚里用上了一兆瓦的太阳能板。
在自己的电影世界里，詹姆斯·卡梅隆依然在相信并打造属于自己的“潘多拉星球”。
（参考资料：《The Futurist，The Life and Films of James Cameron》，Rebecca Keegan；《James Cameron Interviews》，Edited By Brent Dunham；《Titanic and The Making of James Cameron》，Paula Pari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