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超过“泰坦尼克号”的中国沉船事故

1912年4月14日，英国皇家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处女航，载着1316名乘客和891名船员在北大西洋与冰山相撞而沉没，这次海难被认为是上世纪十大灾难之一。而在1948年时的上海吴淞口外，也曾发生了一起中国沉船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但对于这场世界最大海难的真相，人们却知之者甚少，揭开60多年前那万劫不复的一幕，依然令人惊心动魄。

一声惊人的爆炸

1948年12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隆隆炮声，给上海这座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大都市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同时谣言也如飞蝗般四处蔓延，上海滩人心恓惶。许多人急于离开战事在即的上海，尤其一些宁波籍人纷纷抢购船票，怀揣金银细软，涌向扼据沪甬（宁波）线要津的十六铺码头。庞杂的人流中，还有大量赶在冬至前回故里例行祭祀的人。码头上，异乎寻常的拥堵和噪杂。

在吴淞口外沉没的“江亚轮”

12月3日下午4时整，船长沈达才下达了启锚的命令。担负沪甬线航行任务的“江亚轮”，拉响了汽笛，缓缓驶离黄浦江十六铺3号码头，驶往目的地港——宁波。夜幕降临时，船已驶出吴淞口外进入到外海。人们在憧憬着家乡美好的一切，或者沉浸在各自的思绪里。谁也不知道，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对许多人来说，这将是一次没有返程的旅途。

江亚轮原名“兴亚丸”，是1939年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建造的客货两用轮。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海军司令部接收，当时国民政府将“兴亚丸”等5艘轮船划拨给交通部交招商局营运，并将“兴亚丸”改名为“江亚轮”。该轮1946年起行驶于航程仅需12小时的上海至宁波间短程航线，船龄未及10年，总吨数3365吨，马力2500匹，航速每小时12海里，额定最大载容量为2250人，船上新配有休息室、高级餐厅，船体外观、机器通讯、设施配备等，在当时中国的客运船舶中均堪称精良。

搭乘这艘客轮的大部分是浙江籍人，据轮船公司客运部出口报告单统计，此次船上共有乘客2607人，船员179人，载货175吨。仅这些记录在案、可资查证的数据，就已大大超出了额定的最大运载能力。而当时船上无票乘客及儿童甚多，估计实际载客达4000人以上。

岁月，铭刻着这个海天浩淼间的座标：东经31°15′、北纬121°47′。

历史，无法忘记这个悲怆的时刻：1948年12月3日晚6时45分。

几分钟前的江亚轮还是安宁的。尽管驶出吴淞口后，客轮出现了较明显的摇晃，濛濛暮色中可以感受到波涛渐趋汹涌，朔风更臻凛冽。然而这只是外海与内江的不同，船舱中除了部分旅客由于晕船而感不适外，大多数人依旧泰然处之，当晚餐的钟声奏响之后，舱内到处都是一片津津有味的咀嚼之声。前大舱里，一个名叫裘乐华的奉化籍青年妇女，正在哺乳期内，她撩开衣襟，忘情地凝注着怀中嗷嗷咂乳的婴儿。沪上新闸路一带以占卜为生的盲人张海峰，前些日子因心躁难安而焚香起课，断语非避他地不能免灾，故紧急离沪，此刻正有滋有味地吃着大饼。四等舱年逾半百的茶房姚某，发现一无票的国民党大兵理论未果，遂强行将其逐出舱外，气哼哼地回到餐桌前……

“江亚轮”还难消息见诸报端

谁也不曾想到，巨大的灾难正在朝着这片漂移的陆地逼近。

晚6时45分，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江亚轮右舷后部，骤然传出炸雷似的一声巨响！船体随之发生剧烈震动，所有灯火倾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时坍塌，报务员被炸得尸肉横飞，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船头驾驶仓内，求援汽笛也仅象征性地鸣响一声，就再也发不出音来。当船长沈达才准备下达堵漏命令时，船体就已倾斜。

船舱内漆黑如墨，但闻冰凉的海水哗哗涌入。混乱中没有人组织旅客向救生甲板撤离，在爆炸声中惊魂未定的人们慌作一团，男女老幼，惊惶万状，慌乱中群相挤轧，纷纷向船顶甲板夺路奔命。“骇叫悲啼，怆天呼地，如赴屠场，如临末日。老弱妇孺，践踏而死者甚多，悽惨景状，楮墨难罄。”可怕的次生灾难吞噬着每一个求生的人。

由于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三、四等舱的旅客。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已盖没甲板。下沉速度之快，可见船体受损程度之烈。由于失事地点恰为一浅滩，因此烟囱、桅杆以及悬挂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面，然而在天黑慌乱中，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

爆炸发生的时候，白龙港附近水域有若干船只经过，其中不乏侠肝义胆、慨然援手者，如招商局“茂利轮”、中国渔业公司“太孚轮”等。“太孚轮”代替江亚轮发出了SOS的求救信号，在附近航行的船舶，闻讯纷纷赶来。一艘满载桔子的木壳机帆船“金源利轮”率先赶到现场，船长张翰庭命令水手们抛弃全部桔子，空出货船，抢救落水旅客，并冒着危险将自己的船头与江亚轮作“T”字形连接，让争相逃命的乘客们可以跳过来，也可以很快地游过来。但200吨左右的小货轮再也容不下更多人，而船头又被撞坏、“江亚轮”还正在把它往下拖之时，水手们不得不砍断缆绳，把最后两条小舢板也放了下来，又从冰冷的海水里夺回几十条人命。“金源利轮”当时清点的被救人数共为543名，是施救人员最多的一艘船。 “江静轮”救起266人，“金德兴号”帆船救起87人，“华孚轮”救起28人，其他各类船只救起近百人。后“金源利”号船主张翰庭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授予“上海荣誉市民”称号，是上海建市以来唯一获此殊荣的人。

“江亚轮”海难打捞现场

上海招商局于失事后派出90多名潜水员和十几艘船只前往失事地点打捞尸体，大多数已不知去向。据统计，仅捞起有名有姓的尸体1383具，其中男性629人，女性414人，男童208人，女童132人。失事后仅900余人得以生还，估计罹难者多达3000人以上，死伤惨重，这是中国航运史上最大的一次海难，也是世界之最，竟超过“泰坦尼克号”遇难人数将近3倍！上海市档案馆至今存有一份长长的“江亚轮”罹难者的名单。

江亚轮失事震惊了全国。上海《申报》等连续多日报道，宁波阿育王寺等佛寺为亡灵举行超度。台湾《中国民国史事日志》载：“民国三十七年12月3日，招商局江亚轮在吴淞口北炸沉，旅客三千余人遇难。”美联社和美国《时代周刊》等也报道了“江亚轮”遇难的消息。中国“12•3” 海难传遍了全世界。

扑朔迷离的失事真相

“江亚轮”失事后的第二天，宁波旅沪同乡会鉴于“江亚轮”死难旅客中绝大多数为宁波六邑同乡，便立即组织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处理罹难者的打捞、认领、安葬、赔偿等各项事务。

在综合了幸存者的目击陈述和直接参与沉船勘探后，宁波旅沪同乡会法律组的人很快有了一个初步判断，他们更倾向于锅炉爆炸说。根据幸存者的记述，出事前“炉边乘客有不胜热气之蒸腾……该轮锅炉已逾适用年龄。轮上管理机器人员，每于轮出吴淞口后，即擅离职守，聚众赌博”。这就为忽略锅炉气压引起爆炸，提供了依据。其次，根据1948年12月9日《申报》报道，“幸运逃出者曾见爆炸处裂口向外翻而非内卷。‘江亚轮’上报务员亦被炸殒命，报务员室位于轮上较高处，决非船体外水雷之威力所能及。爆炸声音并不连续，爆炸时求救汽笛发音异常短促，且爆炸后下沉极速，凡此皆可谓锅炉爆炸之征象。”

打捞上来的遇难者遗体

然而，锅炉爆炸说一开始就遭到了招商局的断然否认。在出事后的第四天，招商局组织包括有美籍航政专家参加的联合考察团，赴“江亚轮”出事地点考察，随后发表考察报告，登在《申报》上：“七日下午一时许到达‘江亚轮’失事地点察看，当时适逢涨潮，看到‘江亚轮’驾驶台顶全部露出水面约五尺，烟囱及其周围各风筒、舢板吊杆、淡水柜、太平桶等亦露出水面，可以看清，全部完整，毫无损伤迹象。”招商局请去的专家认为，如果锅炉爆炸则烟囱必倒，而“江亚轮”烟囱完好无损。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断定绝非锅炉爆炸”。但以上结论并未得到宁波同乡会和遇难家属的认可，他们认为考察者由招商局所请，故考察结论不足为凭。于是招商局第二次组团考察时特邀宁波同乡会和遇难者家属代表参加。与此同时，招商局邀请日籍专家来勘察沉船情况并研究打捞方案。

江亚轮惨案的善后事宜，是一桩令国民党当局伤透脑筋的事。对于3000余众罹难者的家属、亲友来说，失事之谜能否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死去的亲人讨还一个公道。且不论其他，仅凭客轮严重超载这一点，就足够追究招商部门的渎职之罪，况且抚恤被难家属，也是市政当局不容推诿的责任。

但是，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提出的合理要求，却被当局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这种拖延，无疑于火上浇油。1949年2月8日，距惨案发生已逾两月之久，当局方面仍迟迟不予表示，聚集在西藏路宁波人旅沪同乡会中的500余名被难家属终于按捺不住了。下午5时许，他们在善委会联络组正副组长王震林、王耐寒的统一组织下，分别乘卡车前往广东路20号招商局请愿。招商局闻讯慌忙停止办公，将铁门拉上。被难家属不得不去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的家中寻找。两人事先闻讯在外躲避了。

悲痛欲绝的遇难者亲属

次日一早，被难家属增至600余人，以20人为一个小组，携带干粮，再度出现在招商局局大门口。要求给每位家属发放安家费食米125石，否则将占领全部办公室，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招商局大门紧闭，大小官员面面相觑，噤若寒蝉。总经理徐学禹传出话去：“在此时局紧张之际，按诸戒严法令本不容聚众生事，况本局江亚轮之失事责任问题正由政府调查中。在责任判定之前，本局在法理上本无法谈及赔偿问题，但为顾念各家属生计起见，已迭次电呈交通部转呈行政院代请拨款救济，尚未奉复。”云云。

众家属闻言顿时大哗，广东路上哭喊声、叫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无奈招商局铁栅栏把门，欲进不能，于是部分家属便迁怨于邻近的招商局四川路售票处，一涌而上，将交通阻断，使售票业务被迫中止。双方相持到下午2时许，王震林、王耐寒又出一招，用卡车装来10具棺材，堵在招商局三处大门口，焚香祝拜。刹时间老少妇孺，哭声一片。来往行人莫不为之一掬同情之泪，连在场的一些宪警也不免为之动容，不忍强行驱赶。延至傍晚6时许，在徐学禹的敦促下，警察局长俞叔平增派保警二中队及“飞行堡垒”前往驰援，施行弹压，顿时警车呼啸，棍棒横飞。全体被难家属先被强行分割，再遭驱赶。

事后，招商局在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支持下，态度更趋强硬。声称在责任未明之前决不赔偿抚恤金，即使责任判定，也断无接受难属所提赔偿金额之可能。同时还倒打一耙地要求追究难属妨害公务、破坏航运之全责。被难家属的合法权益不仅没得到保障，还受到宪警当局的侦缉和迫害。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招商局还是会同上海宁波同乡会和舟山同乡会开始处理“江亚轮”善后事宜。为了尽快弄清沉船的真正原因，国民政府交通部邀请了上海航政局、招商局、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等21个有关机关及团体，联合组织成“江亚轮失事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专家们认为不外乎6种可能：锅炉爆炸；触礁；定时炸弹；夹运爆炸物；遭受鱼雷袭击；误触水雷。专家们进一步分析：该轮航线正确，不可能触礁；爆炸处距锅炉房尚有60英尺距离，也非锅炉爆炸所致。“江亚轮”被炸裂口长约30英尺，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蹊跷，缘由莫辨。生还的“江亚轮”理货员称，所载货物中并无爆炸物夹带，一般随身携带的小型定时炸弹，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爆炸当量。经多方协查，最后的意见大都趋同于“误触水雷”。而海军方面认为，白龙港附近航线为本埠连接外海的咽喉，进出船只，日以百计，故不可能触定位水雷，惟漂雷随风势潮流而动，触船爆炸，亦未可知。但此说均属推理、判断，无人能够提供确切佐证。失事责任究竟属谁，始终不能明断。一桩震惊世界的惨案久悬未决，最终不了了之。

《江亚轮惨案专集》中刊登的罹难者名单

直到30多年以后，原招商局经理胡时渊在1981年第3期《航海》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江亚轮”失事原因作出另一种解释，爆出惊人内幕。据称，1948年12月，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飞往海州（江苏省连云港）执行任务后，返回上海高昌海军基地，在吴淞口外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500磅炸弹，因安放欠妥而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炸弹坠入客轮右舷水中，被行驶中的客轮产生的引力吸向船体爆炸。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此视为绝密，严加封锁。直至1949年4月，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及胡时渊，诱劝他们去台湾时，才吐露了飞机“坠弹”真相。很多研究者对“炸弹脱钩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桂永清并非傻瓜，即使真有此事，岂会轻易承担3000条生命之重大责任；另外，桂永清“承认”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和谴责，可见人们并没有把此当真。

与以上说法相近的是“军火爆炸说”。《申报》1948年12月5日第四版的报道中也存此一说：“或谓船上有携带军火之某部士兵数十人，（江亚轮）系军火爆炸所致。”至今还健在的“江亚轮”幸存者周绍昌老人对船上有士兵还有印象，他说当时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就想到是士兵的弹药走火。当然，仅凭那天船上有携带武器的士兵，以及船上装有可能会引起爆炸的数十吨漂白粉，就认定是军火爆炸，或漂白粉引起的爆炸，说服力不强，至少是缺乏证据。

“江亚轮”爆炸原因可谓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相隔50多年后，又惊爆沉船内幕：原来是船上军统特务为监守自盗，故意炸毁！向上海某报提供此证言的，是四川省雅安市83岁的黄青老人，他当时是国民党军驻防吴淞口外青年军二〇九师六二六团的财务官，曾亲眼看到江亚轮沉没。据黄青说，他通过财务处一葛姓总出纳了解到，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命令中央银行把国库中黄金、白银装箱运往台湾，其中大批白银装入“江亚轮”。特务头子毛人凤派了一个“特别小队”化装成船员，并指派他的亲信特工徐继庄为“监守”驻船负责。而徐趁总出纳提取军马银元出舱时，带着一伙兄弟，明一箱、暗一箱地偷着往外搬，监守自盗起来。徐很清楚，倘若江亚轮在交接时舱内银元亏空数额巨大，马上就会暴露，于是安放了定时炸弹。“因我现已成为八十老翁，在世时间不多了，特寄此文，以慰死者。”黄老说。

“江亚轮”爆炸到底真相是什么，因时隔太久也许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打捞沉船告慰死者

1949年1月17日，上海招商局邀聘日本打捞专家8人抵沪，开始实施打捞“江亚轮”的计划。由招商局海事课课长范仑陪同，前往出事地点察勘，但因风浪太大无功而返。也因19万美元的高额打捞费而泡汤。后来招商局又请了一个美国打捞商到沉船地点观察，认为没有办法打捞，只能炸掉它。以后由于潮流冲击等作用，“江亚轮”逐渐断裂成两段。

1956年4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为告慰死者及后人，同时也为清浚航道，决定打捞“江亚轮”。至8月20日，打捞工程局捞起后半段。10月30日，沉船的前半部分也被抬浮至宝山附近浅滩搁置。前后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8年之久的“江亚轮”重见天日。

遇难者家属乘修复后的江亚轮驶至沉没处，凭吊亲人

打捞过程中，本着对人民负责、告慰死难者及其家属的人道主义精神，专门成立了骨骸、物资收集小组。不论是一节残损的骨骸还是一件很小的首饰，打捞人员都想办法将其捞出。有的死者头骨里满是烂泥，就用水把它冲洗干净，然后装箱。对所有捞获的物资，均由拾到人、收集人会同行政领导人三方面当场点清、盖章、密封，然后送打捞工程局保管，统一交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处理。据统计，这次打捞共捞获不完整的骨骸2大箱4小箱，各类首饰上千件，大小金条21根，小金块5块，金镯51只，金戒指228只半，折黄金287两多。此外还有钻戒、宝石戒、银元、银器、外币等。这些物品除其中少数的有私人印记还可以辨认外，绝大部分无特殊标记。

“江亚轮”的打捞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关注，更牵动着死难者家属的心。不少人纷纷写信给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及上海打捞工程局，关心打捞工程的进展，打听“江亚轮”沉没的原因，希望见到亲人的骨骸，将他们妥善安葬。也有的想亲眼看到打捞起来的“江亚轮”，希望到该轮沉没的地方去吊唁死难者的冤魂。曾在国民党中央银行任过职员的黄体安，其母亲和他结婚才11个月并怀有身孕的妻子均遇难，出事后他还特地跑到轮船沉没的江边，哀求那里的潜水员帮他寻找亲人的骨骸，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为此他曾多次在黄浦江边徘徊、眺望，默默地捱过几度寒暑。当他得知政府打捞“江亚轮”的消息后，立即写信道：“请允许我再看一次‘江亚轮’吧，我的母亲和妻子是坐在该轮头等舱三号房间里的……”悲痛、期望之情溢于言表。

人民政府非常体谅死难者家属们的心情，迅速成立了以副市长盛丕华为首、由各有关方面联合组成的处理捞获骨骸和物资委员会，在海关大楼设立办公室，接待家属们的来信来电来访。1957年2月16日、20日，委员会分两次组织部分遇难者家属和脱险生还者，前往参观打捞起来的“江亚轮”残骸。见到残骸上的钢板由外往里卷的炸孔，他们义愤填膺，纷纷控诉国民党政府当年散布流言，掩盖“江亚轮”爆炸真相及企图嫁祸于共产党的丑恶行径。在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死难者家属的意见和要求后，委员会决定清明节前在古北路永安公墓为“江亚轮”死难者骨骸举行安葬仪式。那天，几百位死难者家属带着鲜花和香烛，前往参加安葬仪式，凭吊他们的亲人。当他们看到花岗石的墓穴和装着亲人骨骸的朱漆骨藏时，纷纷洒下既辛酸又感动的热泪。

1957年4月23日，委员会公布了“江亚轮”捞获物资善后处理的帐目。总计捞获物资（除发还给家属的物品外）折价为29400余元，安葬结余的12000余元移交上海市救济会统一处理。至此，“江亚轮”的善后工作方告结束。

捞起后的“江亚轮”残骸虽已断裂成两段，但钢板、机器、锅炉都还很好，具有修理恢复使用的价值。遵照船舶工业管理局的指令，江南造船厂会同上海海运管理局开始对“江亚轮”进行修复。1958年11月30日，“江亚”号客轮完成恢复性修理，各项指标达到技术要求，向长江航运管理局交船。1959年2月4日上午，修复一新的“江亚轮”出现在张灯结彩的黄浦江十六铺码头，通体被漆成了亮丽的乳白色，船上满载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9时整，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新生的江亚轮正式启碇试航。两个小时后，当客轮再次来到当年的蒙难地——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的里铜沙江面时，汽笛又一次长鸣，伴随着绵绵的哀思，在茫茫海天间久久回荡。此后，新生的“江亚轮”改为长江航运局客轮，往返于上海和武汉之间的航线上，重新为祖国的航运事业服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长江上航行的客轮全部更名，“江亚轮”被改名为“东方红8号”。1983年“东方红8号”退役，停泊在武汉港月亮湾码头，作为武汉轮船公司船队的水上基地。2000年6月，轮船在温州拆卸时发生火灾烧毁。目前仅存一只方向舵，作为印证此次中国航运史上特大海难事故的唯一实物标记，保存于宁波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

一艘承载着沉痛史实的船舶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那段触目惊心的海难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但几千个冤魂却永远镌刻在大海的深处。海风永不停歇地呼唤着那些迷失的名字，海浪千回百转地慰藉着那些匆匆的游客，还有那些雀跃登程却没有回家的孩子。